今年两会期间,高考英语又上了热搜,有委员建议高考英语改选考或降分。为什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学习群体和留学生群体,英语标化成绩却一直提升缓慢?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英语教育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国际特色学校的英语教育就一定比其他类型学校更好吗?
带着这些疑问,国际学校在线找到了5位嘉宾,他们当中有国际特色学校的英语学科负责人和国际课程教师,有在公办/民办/国际特色学校都教过英语的老师,有正在澳洲顶尖学府读博士的中国学霸,有10年前就赴美留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某知名科技大厂工作的机器学习科学家。结合自身英语学习、留学和工作经历,他们会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英语教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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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建议高考英语改选考或降分
每年两会代表委员们提出有关教育的议案都备受关注,其中高考英语更是这几年老生常谈的话题。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关高考英语的话题再度卷土重来,引发了网友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的高考英语模式存在问题,“用时太多,用处不大”,建议将高考中外语科目的分值降至100分。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提交了一份提案,内容是《关于推进全国中考、高考英语科目改革的建议》。
陈伟志委员在提案中提出了三个改革建议,其中有一条建议取消高考英语改为选考,并取消初高中英语主科地位,让网友们吵翻了。
支持该建议的网友认为:
工作十多年,一句英语没用上。”
英语确实没有数学和语文重要。靠英语拉分的都不希望英语取消主科地位,英语不行的都恨不得英语赶紧取消掉。”
反对该建议的网友则认为:
不能因为大多数人平时不用英语就不进行英语的学习与训练,英语也是衡量人才水平的重要标准。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方便与外国交流科学技术与艺术文化,而我国高考将英语纳入评分标准正是想借此培养国际化人才。”
这是我们英语教学的失败,而不是英语这门学科的错,希望大家不要本末倒置了。”
事实上,陈伟志委员也有发现目前国内英语教学和命题中还是存在偏应试的问题,他在提案中提及希望能够逐步打破“应试英语”、“哑巴英语”的困境,突出英语教育的语言工具本位,强调语言学习基础的重要性,切实提升初高中阶段学生的英语综合素养。
很多人可能会质疑明明中国每年留学生数量都创下了新高,何来“哑巴英语”之说。但是,雅思官网发布的《2021全球雅思成绩数据》却撕下了中国留学生的英语遮羞布。
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成绩均分并不算很高,位列4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33位。比起听力、阅读和写作,最扎眼的莫过于口语均分,位列第38位。
不过欣慰的是,2019年,中国考生的口语单项成绩均分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样,并列世界倒数第一。2年过去后,中国考生的口语均分有所提升,终于不是倒数第一名了。
托福成绩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根据ets官方发布的《2021年全球托福成绩报告》,中国大陆地区学生平均分为87分,与2020年基本持平,单项分方面也没有任何变化。
口语单项依然是中国学生比较薄弱的一项,尤其是与另一个留学生源大国印度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距。
为什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学习群体和留学生群体,英语标化成绩却一直提升缓慢?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英语教育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国际特色学校的英语教育就一定比其他类型学校更好吗?如何看待今年两会委员代表们对于高考英语的提案和建议?
带着这些疑问,国际学校在线找到了5位嘉宾,他们当中有国际特色学校的英语学科负责人和国际课程教师,有在公办/民办/国际特色学校都教过英语的老师,有正在澳洲顶尖学府读博士的中国学霸,有10年前就赴美留学,博士毕业后在美国某知名科技大厂工作的机器学习科学家。结合自身英语学习、留学和工作经历,他们会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英语教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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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全英文授课会造成本国语言和文化的缺失”
陈钰曾在美国top10名校留学,毕业后曾分别在美国和菲律宾工作过一段时间,如今她是北京一国际特色学校的国际课程教师。
结合她的留学和工作经历,她直言中国学生,尤其是国际特色学校毕业的学生,英语并不比其他国家学生差很多。
“我在美国遇到的日韩学生,特指不是小学或者初中就来美国留学的留学生,英语其实和中国学生并没有很大差别。不过,国际特色学校的学生口语确实会比其他类型高中毕业的学生好一点,因为这些孩子接受的语言熏陶也更多一些。”
提及雅思和托福的成绩报告,她并不意外中国学生英语成绩常年位于末端。
“其实很多外国学生本身母国历史上就被英语国家长期殖民过或者他们国家的官方语言就是英语,从小学校课堂就是全英文授课,怎么可能会说不好英语?” 但是在陈钰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我在菲律宾工作的时候,就有听到菲律宾当地的老师抱怨过如果菲律宾学校一直全英文授课,学生只是日常生活中说说菲律宾语,就没有办法更深入学习菲律宾文化和语言。”
根据媒体号“在菲言菲”的数据,在菲律宾,大概79%的人会讲菲律宾语,剩下的21%完全不会讲。而会讲菲律宾语的这些人里面,只有45%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剩余的55%就相对少、甚至很少使用菲律宾语了。
“这对于当地学生而言,是一种缺失”, 陈钰补充道,“我可以接受双语授课,但是我坚决反对全英语教授所有课程”。
陈钰认可陈伟志委员的提案建议,英语并不是非要是一门必修课,但是这不代表学生不用学二外,可以将英语作为二外的选择之一。“就像美国的学校通常会要求学生必须修一门二外,可以是西班牙语、法语、日语、汉语等任何一种语言,虽然受到环境影响,大部分学生会选西班牙语,但是不会强制学生修固定一门的二外。”
根据学生的需求,给予学生更多的语言课程选择,在陈钰看来,或许是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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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苦是迟早要吃的,国际特色学校的学生只是提前吃了而已”
6年前在美国留学的付雷回国后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中都有过英语教学的经历,他认为新教改政策下考试改革方向基本上都是往实用性的方向靠拢,听说的比重在不断加强,考察语法死规则的比重在降低。
付雷认同部分网友的意见,的确社会上很大一部分群体平时工作中用不到英语,也不需要用英语交流。不过他认为不能废除英语的主科地位,今天用不到英语,不代表以后一直用不到,“只是要求和考察方式可以相对宽松一点”。
“现在中高考英语考察方式其实相比过去已经灵活很多了,强调的是学生实用的语言能力,主要看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和积累,想要在短期内快速提升会更加困难。”
付雷表示第二语言习得存在关键期假说,也就是说,在关键的时期,外语可以被更有效地学习。虽然关键期假说在国际学术界还存在很多争议,但是根据付雷的教学和观察,英语启蒙更早一点的孩子语言能力会更强一些。
“从小上国际特色学校的学生因为接触英语较早,外教课时量也较多,听力和口语能力的确会很突出。” 不过付雷强调这不代表非国际特色学校的学生英语就很差,“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很多公立高中的学生英语同样非常出色,但是教育资源相对不那么丰富的二三线城市的学生参差会大一些”。
可可目前是上海一国际特色学校初中部学术负责人,曾一手搭建了学校英语学科教学体系,她也表达了和付雷类似的观点,“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之后出口又各不相同,再加上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所差异,的确会有很多人长大后用不到英语,但是一概而论说学习英语一点用处都没有,这就有失偏颇了”。
可可也同样认为语言学习存在关键期,但是相比她学生时代大量刷题式学习英语,她目前所在的国际特色学校更加注重语言作为工具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学校希望学生能够从一年级开始,就能学习如何掌握好两门语言。所以不是会英语考试就行,而是要像学习语文一样,从自然拼读、修辞手法、文学赏析一步步递进”。
谈及陈伟志委员提案建议中提及的“哑巴英语”,可可表示在她工作的国际特色学校不存在这个问题。“学生每周都会上外教课,也有学生小时候可能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接触过外国人,他们看到外教一点都不怵,巴拉巴拉能和外教说很多。” 可可笑着说,“但是这也有利有弊。”
可可感慨学校的学生听说读都没有障碍,但是落到纸面上就不行了。“我们高中部的外教就经常反馈说学生英语作文语法错误百出,这样到了类似于a-level这样的大考,学生会非常吃亏。我们的学生也经常反馈外教上的语法课听不懂,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学校现在是听力和口语课外教来上,语法和写作课中教来上,形成一个互补。”
认可国际特色学校学生的英语能力并不代表否定体制内学校的英语教育,可可认为走体制内教育的学生主要是跟随中高考的指挥棒,存在考什么,学什么的现象,英语能力不是更差,而是会更脱离实际使用的情况。
自身从体制内学校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的可可表示,虽然中国留学生一直被诟病在海外抱团说中文,但这是一种应对文化冲击的正常反应,并不代表中国学生在海外会一直说不好英语。
“我从体制内高中毕业,刚去美国要开通手机套餐,给接线员打电话非常痛苦,很多时候我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对方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就直接挂断。我就不得不再换一个接线员,直到遇到一个我能够听得懂的接线员,再慢吞吞地把我诉求告诉他。”
但是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了2年之后,可可的英语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完全适应了全英文环境,后来成功获得了校内的ra工作机会。
“体制内高中毕业的学生其实不用担心到了国外会适应不了,当你身处于不得不说英语的环境之时,加上后天有意识的努力,一样可以说得很好。语言的苦是迟早要吃的,国际特色学校的学生只是提前在国内吃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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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的英语写作缺乏思辨能力”
从小就读于国际特色学校的蕾蕾如今是澳洲顶尖学府的博士一年级学生,曾在香港、美国和英国都有过学习和生活经历的她认为,过去中国的英语课堂主要训练的是输入的能力,也就是听和读,输出能力相对就弱一些,也就是说和写。“你让一个中国学生去背英语课文,每个人都能背得很流利,因为这是标准化的内容,但是这一套应试化的内容脱离了日常生活的语言,很难和外国教授流畅交流起来。”
公众号奴隶社会曾发布过一篇文章《三块遮羞布》,作者有提到:
不是我们“英语”不好,而是我们“没见地,没逻辑,没激情,没胆识”
蕾蕾也表达了赞同:“中国学生英文写作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思辨能力,没有办法用论据去佐证观点,缺乏深刻思考的输出。导致这一普遍现象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应试教育,也可能是原生家庭或者社会文化没有鼓励孩子思辨。”
但是蕾蕾并不认可中国留学生回国后英语还是一样糟糕的说法,“事实上,在全英文环境下,很难一点英语都不说或者不用,多多少少英语能力都会有所提高。留学生想要提升英语能力,方式方法有很多。在口语方面,学生可以积极参与课堂讨论,与教授互动,多参加学校和社区活动,想办法多开口说话;写作方面,国外大学通常都会配备writing center,建议留学生有时间都可以拿着写好的论文去听听专业写作老师的意见,优秀的论文都是改出来的。”
在美国完成了计算机博士学业的张潇如今在美国一所知名科技大厂担任机器学习科学家,10年前他拿着不足100分的托福成绩申请上了一所美国top15的名校,他表示虽然现在很多留学中介都说托福要考到100分才能申请到名校,其实stem学科对于语言成绩的要求会相对低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平时用不到英语了,相反会产生其他的语言适应问题。
在张潇所在的美国高校,大部分stem学科的教授母语并非为英语,平时上课要克服不同教授的各种口音成了一个大难题。“有的教授语速快,口音又重,有时候一堂课下来我都得半蒙半猜上了哪些内容。”
然而,这还不是最痛苦的。张潇在硕士学习阶段修过不少数学课程,都需要写大量证明过程。“我曾上过一门数学图论课程,平时回家作业就两三道题,但是每道题的证明过程都耗时很久,用到的英语也和日常生活不一样,涉及很多数学专有名词,光是要记住拼写就要费点时间。回家完成作业时间还比较充沛,能慢慢写,到了期末考试手写证明过程,时间就变得非常紧张,我拼错了好多单词。”
随着在美国生活和学习时间的流逝,张潇也逐渐适应了全英文的环境,他认为坚持写作和复盘修改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相比说,写是一个可以复盘并不断修正的过程。尤其是到了博士阶段,我需要给其他人的论文写点评,我的论文也需要别人的反馈,写了改,改了再写,经过这样循环的过程后就会发现自己的英语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在不断改进中能够获得积累和提升。”
张潇透露他的家人在上世纪80年代赴美学习的时候,也和如今的留学生一样,在刚开始的阶段感受到了语言适应的艰难。
“语言背后是文化的问题,到了一个陌生的语言和文化环境,本身就会有点胆怯,这不是中国应试教育的问题,换成是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刚开始也同样如此。”
张潇认为人的适应性是非常强的,并没有发现周围哪个同学或者同事在美国待了数年后英语还是无法自如使用的情况。
“我现在的公司里面有很多同事的母语是非英语,平时交流还是会因为口音的问题听不太懂,但是我会主动提出希望对方再重复一遍,大家共事得也很愉快。”张潇笑着说道,“留学生不必害怕说的英语对方听不懂,或者听不懂对方的英语,只管说和问就行,不怕说错,就怕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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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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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诺在《中国的国际教育,是个国际玩笑》一文中曾写道:“需要学英语,但是又远远不止学英语。” 相比作为应试筛选人才的一种方式,英语更应该作为一门实用的语言工具,但是如何让英语教育变得更加实用,却依然是众多教育工作者们的难题。
你如何看待两会委员们对于高考英语的提案,中国英语教育该如何改进,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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