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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上海，随着英语的广泛应用，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成为许多沪上白领身份和品位的象征。然而在9月19日举行的“纪念推广普通话20周年”座谈会上，上海的语言专家和教育专家却指出，在某些行业尤其是上海的工商界，
存在着英语过度使用的情况。（东方早报9月19日）
“英语化生活”、“英语至上”，这应是上海的“优良传统”。从上世纪洋泾滨式英语，到现在的白领象征，可谓一脉相承。这或许是跟上海的商业环境有一定关系。但问题是，如果在自己的国度里，过度地使用英语，就显得不“厚道”了。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海工商界在实践着“英语主义”。就像有专家直言的，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透露的是一种盲从的心态。
笔者把这种心态归纳延展为“英语主义”。其意是在现实生活中过度使用英语，是一种在“国际化”包裹下的虚妄的优越感和盲从心态。
诚然，在社会快速发展和市
场化日益泛化的今天，能多掌握一门或几门外国语言，有利于和外国人打交道，这本无可厚非。但作为中国人如果弃之母语而不用，就像上海工商界这种不分场合、地点和对象，一律以外语作为交流及表达方式，就太过分了。长期以来，上海就被国人公认为地域歧视最强的城市之一，上海人唯我独尊，将外地人通通斥为“乡下人”。而作为上海人中的上海人——白领阶层，更是从骨子里透出“无与伦比”的地域和阶层的双重优越感。自晚清以来，在中国历来就不缺少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这种“圈子文化”带来的优越感，如果不加节制而过度膨胀，对圈子外的歧视就难以避免，而在不知不觉中“崇洋媚外”的思想则自然而生了。
这种现象的出现，
应是全民英语教育的大环境影响的。在中国，英语俨然已经成为一项产业，从课本图书到音像制品，从英语培训到双语学校，花样繁多。据粗略统计，中国人在英语上的费用每年超过百亿人民币。英语成了衡量优秀人才的标准，评职称要考“职称英语”，大学毕业要考四六级，考研还有考研英语……现在教育部门还在大力加强英语教育。有学者指出，这一巨大陷阱实在是整个中国社会想加速国际化所致，造成的后果是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是严重的民族危机，最终会阻碍我们的国际化进程。
唐代都城长安的国际化程度超过当今许多中国城市，但没有听说过长安百姓都去学外语。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国际化程度都高于中国，但去过这些国家的人都知道，学英语并不是他们的时髦。法国人甚至视英语为入侵者，国家还出台法律法规，捍卫他们纯洁的法语。
很显然，学外语不是推动一个国家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更何况，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无论是外交影响，还是中文的国际地位，都得到巨大的抬升。近日世界银行预测，中文将会是未来国际职场求职升迁的叩门砖，甚至可能超越英语，成为主宰国际社会的共通语言。美国语言学校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至少有600多所美国大学提供专门的中文课程，2000多所中小学已经将中文列为选修课程，甚至一些幼稚园也开了中文课。人家外国人都反过来学习中文，上海工商界的“假洋鬼子”却反其道而行之，这不是很具反讽意味吗？
